三个农夫的庄稼地

　　开在红网上的博客，有勤快删帖的好习惯，除非，你总是谈天气、美食，以及明星八卦。

　　于是，我又回来了（还有人来这里吗）。

　　

　　最近总是出离愤怒，不断被充斥着扭曲脸庞的视频、图片所冲击，那些从来不曾预想过的景象，来自遥远的巴黎、伦敦、旧金山。

　　留守北京的同学发短信问，是从1936起，每一届奥运火炬的传递都会遭受抵制，还是只有我们面对如此的境遇？似乎没有资料显示，历史上另外还有哪一次的环球马路接力赛，热...

   来上海一个月了，工作还在等待中，既无乐观感也无悲观感，没有发疯也没愤发，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虽说工作无着落，却感觉自已的一些看法观念在发生变化，具体也说不清楚，硬要指出一条，那就是对金钱的看法。以前也觉得钱很重要，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是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的手段，而现在，钱直接构成了生活的压力和生活的动力。这一点和内地很不一样，内地人拿点工资，也会过得滋润，生活的压力也会有，但没有这么明显，生活过得稳当，没有那么大的紧迫感。    究其原因，可能有三条：     1，上海的经济很发达，消费产品的层次性和广泛性都是内地没法相比的，构成了各种消费基础&mdas...

　　一年中让铁道部出尽风头的日子就是这个时节了。

　　每天下班回家，房东的电视机屏幕上尽是涌动的人头；《新闻联播》被有关伟大光明正确的公仆如何在春运期间为人民服务的消息所填满……

　　永远不要忽视中央台的示范效应，连一位在音乐电台实习的同行也告诉我，春运第一天，他被派去火车站做现场连线报道。

　　做学生时，离家不算很远，寒假也放得比较早，“春运”不过是电视上一些模式化的画面：无数拥挤的人流，杂乱的行李，寒风中嘴里哈出的热气……每年都一样，各地的火车站大同小异，铁路服务员永远热情友善。我甚至想，电视台每年这样兴师动众地去拍同样的东西是一种严重的浪费。

　　产生这种荒唐想法的时候，我多半已经窝在温暖的家里怡养天年了。

　　而今年，我也不甘落后地出了省，并且赶上了春运。

　　在福州，春运购票最多可提前十天。从二月一号起，我便一连两天赶早跑去代售点排队。不幸的是，即便是第一时间赶到，对外发售的窗口也只有站票可买了。不待乘客开口询问卧铺和座位票情况，售票员熟练而坚决地从玻璃窗内丢出两个字：“没有。”——这一条件反射，在春运后估计仍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还没开始发售，票就已经告磬！这就是我看到的春运。

　　在北京，在广东，我那不得不赶在春运期间回家的亲人，朋友，同学，无不面临着和我一样买不到票或者买票难的困境。在这祖国各地喜迎春节一派祥和的时节，不惜代价想办法上路的信念让无数人失去了理性，谁还有充足的闲暇和精力来追查那些莫名其妙不知流向的车票？

　　盛名之下的洪战辉终于开始表达疲累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宣传，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再过滤，剔除所有让人觉得不过如此的普通一面，而只保留那些圣德的亮点，然后晾制成标本，供奉起来，送到各处供人瞻仰。最初那个标本来源，也不得不从自身剥离出一个不真实的形象出来。这种分离，观赏的人是意识不到也不愿去意识到的。

　　与鸡蛋相辩类似的困惑是，倒底是宣传方式塑造了大众的道德评判习惯还是后者无形中影响了前者呢？在打动人的温情里，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理性来反省，是谁最需要如此不鲜活的典型。是洪战辉本人，还是可以打他名号招生的怀化学院，还是用眼泪来煽情的湖南卫视与中央电视台，还是可以建立政治资本的团中央，还是通过讲述和谐故事掩盖社会不和谐音的执政党？

 

外甥今年六岁，眼近视，按医生的要求，需要每天进行穿针训练。回去的第三天晚上，外甥在穿针的时候，要求我给他讲故事，长这么大除了世事人情，也没听过或看过多少故事，能讲什么少儿适宜的呢？这时，外甥递给我一本＜伊索寓言＞，哦，原来讲故事还可带稿子的。这就好办多了，照本宣科就行了，夹杂一些奇腔怪调，再配一些“弱智”问题，倒搞得他前俯后仰的，咯咯地直笑。

 

看到他笑的是这么开心，这么纯粹，这么沉入，发觉自己离这种开心已经好久好久，久的已记不清什么时候了。这问题已存在了好久，总似懂非懂，弄不透。

 

在哪里存在还要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众相三“民族”——我也要打小日本

突然有句话传来，可谓掷地有声，让我停止了对房价的关心：“这时候要是中国和日本打仗，就是我这年纪也会穿上军装去打小日本”。转过身抬头一看，22号中铺的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正义愤填膺地说道，小日本太可恶了，那些（三、四十年代日本细菌）实验室都是用中国的活人去做，真真是残忍啊……。真是条汉子，不由生出一股敬佩之感，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岁月、风气早该把豪情埋葬，此气不失民族终有希望。敬佩之余也有些想法，一个民族的生存就好像人的生活一样，感情常从属现实，而与生活不一样的是：一个人可以像堂吉诃德似的，肆意追逐理想追逐情感，不管结果怎样，也没有正确和错误，有的只是对自己对本性的追求；而国家民族则必须服从现实，并以追求现实的利益为宗旨。看看世界史，英国人是唯一攻打过美国烧毁白宫的国家，但却始终维系着特殊的伙伴关系；日本人挨了美国的原子弹，奇怪的是

 自个的责任田都快抛荒了，主要是懒性积习难改，再加上家徒四壁几无可种之物，不得已就把前几天回乡的偶见偶闻随便撒一撒播一播了。

       16号早上起来后就一直忙个不停：漱洗间、行囊、食堂、建行、火车站（买票）、八一广场（买点地产品和路上吃的）、火车站。期间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就是11路了，搞得筋疲力尽，一爬上车就倒下了，睡到三点多，困意疲态跑冒滴漏了一路，八九十公里下来，已所剩无多。铺下及过道上的吵闹声、行车时的哐当哐当声直往被窝里钻，这才发觉大脑不知什么时候转为开机状态了，还自动设置为来声接听模式，看来头脑有时并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就由着它性子收听收听。这一听倒也听出个世间百态浮生众相的乐趣了。

        众相一“社会”——世风日下

“现在这个世道啊、这个人心比六七十年代差远了！”一个苍老而舒缓的声音传到了上铺， 

　　今天的谭盾已经在美国的主流音乐界拥有一席之地，然而我们回过头来看，1986年，他刚到纽约时，属于他的仅仅只是格林威治村一条街边的寸土之地。他喜欢去那里拉小提琴，因为那条街上有两家银行，取款出来的人们会在整理钱包的时候，顺手把零钱扔进谭盾的琴匣。生意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赚40美元。那个地方自然也是街头艺术家争夺激烈的地方，和谭盾抢得最多的是一个黑人。

　　几年后，谭盾经过那条街道，黑人还在那里拉琴。两人互致问候。

　　黑人说：“很久不见，你现在去哪里拉琴了？”

　　谭盾说：“林肯中心。”

　　黑人诧异：“那外面也能拉？”

　　谭盾说：“我在里面拉。”

　　想象一下偏远的湘西与纽约大都会之间的距离，再体会谭盾讲述这故事的辛酸与欣慰，他的成功是值得人击节赞叹和由衷欣赏的。我总以为，能走到这一步的人，除了现实生存的驱动力，一定还怀揣着一点点超越了现实的东西，那或许就是梦想。

　　人就象从地球表面发射出去的航天器，如果达不到最小的宇宙速度，再快也没办法脱离地球引力，永远只能停留在某个层次而冲不破头上的那个顶。梦想，就是最关键的那个助推器。

　　在google输入“高勤荣”三个汉字，回车之后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无独有偶，在号称最懂中文的百度Ctrl+V同样的内容，则能得到以下结果：

　　而如果你输入的是“谢伦丁”这三个字，相关的页面能搜出好几页出来。哈，还好我不是记者。

事件：会师。

地点：南昌。

人物：农夫丁与农夫辰。

主体活动：农夫辰兑现饮料的承诺。

附带活动：接二连三的聚餐。

次附带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十二月的早上七点，哈气成冰，世界刚刚醒来，负着行李的人流，纷乱的脚步，冰冷的雨滴，遍地的泥水，拉客的的士，叫卖雨伞和报纸的中年人，横七竖八在马路上排队的公交车……

没错，一夜未眠的我终于登陆南昌了。

尽管之前一再收到警告短信，自以为做足充分准备的我，离开福州的温暖海风，突然置身于强冷空气中，再加上从眉梢滑落的刺骨冬雨，还是控制不住地上下牙床磕碰起来。

回到学校，还不到八点过半，坐在长风扑面的电瓶车上，偌大的校园几乎看不到活动的人影，一如一座荒芜的城。研究生楼道里也空空荡荡，所有的门扉都紧掩着正酣的梦境。

轻轻敲门，悉索的穿衣声，良久，梦境敞开，小安惺忪的睡眼陡然张大，嘴圆成“哦”音状。

是我，我回来了。

呵呵，从我复归学界（哈哈，套用一下邱兴隆的话语，其实那时我只不过是结束了一段不羁的生活开始全力自考）时开始，每年过年我都要做副对联，让老爸给写出来（呵呵，这也是他一年之中最得意的时候，因为他总算听到我承认我有不如他的地方了）挂在墙上，借以自勉。由于搬了新家，我老爸那些墨迹也就留在了原来的房子里，难以看到了。但这些对联的内容却始终记在我的心上，因为把他们串联起来，很好地记录了我那几年的心路历程。现在把它们写出来，就当怀一下旧。

其实有时真搞不清我是不是已被这个社会招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是变得越来越依顺了。或许骨子里依然还有几分匪气，却是再也难以找到自己想去征服侵占的山头了。

 

这些问题若放在小学三年级时，我想我是可以回答出来的。但现在只能无语以对，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太多的想法,有太多的声音在告诉我怎么去做,以至我竟不知所从。

知识越多越反动，老毛的这个论断带有太强的个人体验色彩，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反动透顶（对于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因此是不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总体来说，知识越多就意味着被现实化得越严重，更能找到现实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更难超脱于其知识积累本身。综观一部主流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一部人被知识奴役而丧失其主体性的历史。

 

前些日子在律所实习，跟随我的实习老师出了几回庭。其中有一件案子由于诉讼标的额以及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分歧都比较大，因此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开庭审理。该合议庭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这使得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我国人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的表现，从而对人民陪审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有了一些直观上的体验。

 

这次出庭的两名人民陪审员是两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其中一个戴着老花镜，在庭审过程中不停地翻阅着案卷，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当时就料想他无暇顾及原被告代理人之间进行的举证、质证以及辩论。结果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在当事人双方代理人陈述完毕庭审快结束时，他问了原告代理人也就是我的老师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在庭审过程中早就由审判长引导当事人双方代理人进行过详细地论证与对质。而另一位陪审员则是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神情冷峻地坐在国徽下、审判席上，超然地抠着鼻孔，一点一点地抠着，一次一次地搓着手指，一粒一粒地把鼻屎以及手指表皮等混合而成的物体弹出去。庭审完毕后，我的实习老师为了表达对合议庭辛苦工作的的敬意，带着我去跟合议庭成员握手时，我硬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主动放弃了与这位人民陪审员握手的机会。

 

在回律所的路上，我跟实习老师谈起这两个人民陪审员在法庭上的表现，想借此试探一下他对我国人民陪审制的看法，结果他笑着说了一句“我带你来积累出庭经验，你倒看起滑稽戏来了啊”后就转移了话题，我也就无从得知作为一名从业二十年有过上千次出庭经历的他是如何看待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实施、意义与弊端了，但是，刚才在法庭上耳闻目睹的那一切却始终浮现在我脑海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模糊而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我以往从书本上获得的关于人民陪审制的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观念。

 看了句号的评论，突然感觉背后凉嗖嗖，有点后悔发的这么匆忙草率。既然是集体农庄，就不能太自由散漫乱涂乱画把它当成公共牧场，政府都在强调公共利益了，我们自己也应该与时俱进了；再者句号对丁兄弟戊兄弟那浓浓的关爱之情从心理上也有一丝触动，偶无知者无畏可以对所有人大放厥词，反正没人认识，想来有些惭愧。                                                                                             

这不赶紧到网上搜了一下有关欧几里得和赵爽的详细证明方式和过程，因为我看的那本书介绍的比较简单。开了十几个网页，详细地又学习了一遍，终于弄得比较清楚了，结论还是上文的话。

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论断，作为外行人，无法给一个确实的实证，但我们

        自中学时代起，就为古代中国科技成就感到自豪，特别是那四大发明，句句圣典的马克思（活着按他的话去做，死了他还等你去汇报，应该算是权威了）说了一段让所有中国人都感激不已的话：指南针为西欧探险者……，其背后的意思就是：没有四大发明就没有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想想看我们中国有多么的了不起。不过让人郁闷的是，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古代中国科学这么牛，怎么现代就大大落后了呢？

      今天看了本中西文化比较的书，里面也再现了一个历史书中经典的一幕，你西方有毕达哥拉斯定理（a²+b²=c²），我们有勾股图——勾三股四弦五。不过与历史书不同的是，这里将两种数学成果的内容展示了出来。偶先看了欧几里得的证明过程，虽说几何知识已忘了差不多，但还看得懂，很简单，就那几步论证过程很清晰。再看看我们三国赵爽的证明，更显直观，就是将用几何图形的截割拼补来证明，作者言称，连儿童都能看得懂。但实质上两者是截然不同，欧氏的证法，逻辑严密，论证明了；而赵爽的带有很大的经验色彩，这种通过面积的剪贴证法，按照这种方法很难将几何学引向深入。这就如同上海交大江晓源所说，科学首先来自一个科学的方法，而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源头就是古希腊，正是在这个科学方法上建起了现代科学大厦，所谓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古代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定要说有的话，除非把科学的定义和内涵扩大，不过那也没什么意思了。这就好像只要把标准改一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称是美女帅哥似的。      

      

  呵呵，看了丁兄的文章后，很受触动，偶四五年前也写过一首小诗，关于城市乞讨老人的，文字虽是稚嫩了些，但还是用过心的。现在翻出来，贴在这里，作与丁兄共鸣状。

                    

　　口粮地分下来了，农夫丁和农夫辰两位兄弟已然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在地里热火朝天地忙乎了起来。托社会主义的福，我这个游手好闲的懒汉，虽一直未曾下地干活，却也能打着农地主人的牌子四处吆喝，炫耀一下摆脱赤贫后的那份得意，大大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但吃大锅饭的历史早就过去，当今社会采取的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财富分配制度，因此我若继续四肢不勤，将来邻地里那两位兄弟谷进粮仓之际可能便是我颗粒无收之时。而听镇长说，咱们农夫是没有被纳入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府分给你一块地，那就是你的命根子，若你没能力去经营别的活计，又不耕种好你的地儿，那你就是自废武功，饿死活该。想卖地？没门，这东西只是分给你种种的，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属于谁？镇长说，那属于他手里那个大红印章。镇长还说过，分给你的地儿要是荒久了，政府是可以把它收回去的．

　　既然咱们这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养我这样的懒汉，在咱村这么一个熟人社会里，我又不好意思去偷邻居们的收成，我年纪尚轻，还想娶个姑娘过日子的呢。至于去别的村上或者城里捞一把？我就更没那个胆量了，前几天咱们村长还在说现在要依法治村，建设和谐村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都莫进去，何况我一没饭吃的小毛贼了。

　　得得，我还是来平平地吧，多少也弄点庄稼插上，别搞得到时太穷了，政府训斥乡亲怜，姑娘个个都嫌我没钱．．．

　　我仿佛真实地看到自己最爱的人在眼前沦落，浑身悸动不已。我深知，与其说这是对他人命运的悲悯，更是对自身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身边的别人来讲，不都正是他人么？

 

       农夫丁在网上包下几亩地，伙同一小撮人一起种。很荣幸，俺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呵呵，有种集体农庄的味道，只不过这农庄里有党员没干部、有个人鼓动没行政主导，大家逍遥自在平等自由。

       想我这落伍的老农，有他引带着，也勉强能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小跑前进，虽说跑的呼哧呼哧、磕磕碰碰，但也算跟上大部队了。这里要感谢他，重重地感谢他，至少要请他喝一杯饮料，地点当然要选在高级餐厅，档次嘛就是那种可同时接待2000名顾客的，呵呵！

       可在加入农庄之际，个人有些小担心，因为精耕细作不是我所能所好，所以担心种些次品影响整体的形象。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的文化，偶是江北人，是吃小麦稀饭、玉米孛孛长大的，话糙理粗；丁兄弟他们长于江南鱼米之乡，有细粮洞庭湖水滋润着，心灵质朴、文笔清新。所以请大家别混了扔错了砖头。

       该回去吃晚饭了，扛起锄头，走人了！

　　

        很久之后，我都不明白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为什么不愿意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感激。我更愿欣赏地下通道的这些年轻歌声，他们在这唱歌，好象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娱乐，乞讨只是附带的收获。

　　至少感觉是这样。

　　在一个街头露宿的打工者都怀揣着本科文凭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所谓的人才，无论是内涵和外延的层面，都需不断接受时代的再评估。而生存驱动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提升学历演变成了一场没有止境的恶性竞争。

    血液的代递才是真正地固执和持久，泥土的品质，它在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流淌。